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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媒体爆出下一个税改的目标可能是消费税，并预言消费税将要扩围，增设奢侈品回收消费税税目，奢侈服务也将纳入消费税税目。
　　现行的消费税中，有些本来就是针对奢侈品回收的，课税对象主要是高档消费品。由于营改增中将娱乐服务业的营业税并入增值税，而娱乐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本来是高于其他营业税的，所以，营改增改革后，为了保持与营业税时期的税负大致平衡，对娱乐服务业加征消费税是有可能的。这样，原来仅仅针对产品征收的消费税，将扩展到服务。因为娱乐服务业的某些内容被认为是高档消费，也就是奢侈消费，所以，扩围后的奢侈消费税大致可以包括高档消费品税和高档服务税。
　　在人们心目中，对奢侈品回收和奢侈消费征税具有政治正确性和道德正当性。很多人（包括一些财政税收学家）都认为奢侈消费税不但能够遏制奢侈浪费这类不道德的行为，还能够起到调节财富分配和占有，劫富济贫等作用。因此，要求扩大奢侈消费税税目的呼声一直是存在的，近来似乎更为强烈。
　　其实以上关于奢侈和奢侈税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。有些奢侈消费是不道德的，有些则不是。在考虑扩大对奢侈品回收和奢侈消费征税之时，对奢侈进行认真辨析和区分，将是非常必要的。
　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奢侈是一个严重的贬义词。奢侈之所以成为不良的字眼，原因有二。首先，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经济短缺时代，在什么都短缺的时候，节俭是难得的美德，而奢侈显然是可耻的。其次，是统治者价值观念的影响。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将官民分为很多等级，不同等级的人只能消费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物品。比如，春秋时期齐国有两个宰相，一个是管仲，一个是晏婴，管仲非常奢靡，而晏婴非常简朴，孔夫子就批评管仲奢侈犯上而晏子简朴逼下。在孔子看来，作为宰相，其生活方式要与自己的地位相符合，相匹配。奢侈超过国王，就是僭越，但过于简朴，则不像宰相，有失高官体面，也是不对的。作为宰相要有与宰相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消费档次，而作为社会底层的老百姓(47.950, 0.89, 1.89%)，则只能过与自己地位相符合的较简朴的生活 ，任何奢侈都是僭越甚至罪过。中国古代有王朝禁止老百姓穿绸缎，只能穿布衣，因此“布衣”成为指称老百姓的专有名词；也有朝代曾禁止老百姓骑马坐轿穿靴子佩戴金银首饰；在很长的历史时期，老百姓连颜色鲜艳一些的衣服也是不被允许穿的。这种传统价值观念至今仍然颇具影响，典型地体现在把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与奢侈腐化等同起来，因而要求通过法律或税收手段予以规制打击。
　　实际上，奢侈品回收和奢侈消费有各种不同的面相，并不全然都是有害的，不道德的，需要重税予以规制的。只有仔细甄别辨析，在征税上区别对待，才能使税收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　　所谓奢侈消费，主要指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指消费数量超过必要的限度，形成浪费，另一种是指消费的品质过于高档，超过基本生活的需要。具体说来，奢侈品回收可以分为这么几种情况。
　　，耗费大量社会急需的稀缺资源而制成的奢侈品回收，具有社会危害性。典型的是，在饥荒严重的年月耗费大量粮食酿造酒类。这种情况下的酒类消费就是奢侈的，也是有害的，可以征收高额奢侈税。事实上，历史上遇到这种情况时，政府会直接禁止酒类的生产、流通和消费，并不是征收高额奢侈税。当然，有些资源并不像困难年月的粮食这么稀缺而事关重大，但只要是事关民生，那么当少数富人大量耗费或占有进行享乐，给多数人生活带来困难时（如圈占农田建设高尔夫球场），征收奢侈消费税就是正当的选择。
　　第二，有严重外部性，如生产时会造成污染，或者消费时会产生污染的奢侈品回收。现行消费税的对象主要就是外部性较强的物品，通过征税可以内部化其社会成本，因此，这类产品和消费本来是征收消费税的，也就无须再征收奢侈消费税。
　　第三是上瘾品等有害品，容易造成消费者身体损害的奢侈品回收，如高档、酒类等，可以寓禁于征，抑制其消费。其实，和酒类消费不但给自身带来危害，其行为也往往危害社会，也有外部成本，比如饮酒可能造成治安和交通事故，吸烟致病增加医保负担等。所以对高档烟酒等征收奢侈消费税也是有合理性的。
　　第四，需要耗费大量劳动或需要高等劳动技能才能制成的奢侈品回收。历史上劳动力短缺时期，耗费过多劳动力制造某种奢侈品回收供个别人消费当然是有害的。尤其在历史上很长时期，达官贵人穷奢极欲，其高档生活用品或者是通过奴隶劳动，或者是通过百姓无偿服役，或者通过无偿进贡提供的。这样的奢侈品回收和奢侈生活建立在劳动者被强迫、被奴役的基础上，当然是罪恶的。但历史进入机器工业社会以后，劳动力出现过剩，而劳动生产则是自愿有偿的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精工做细生产出来的奢侈品回收比生活必需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，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，也能够提高劳动收入。如果对这样的奢侈品回收课征重税，导致其萎缩，那么，受害的必然是制造这类物品的劳动者而不是那些富人。今天，有人愿意花很高的价钱消费精工制作的产品（比如需要几百道工序，一针一线都非常讲究的高档西装），这必然会促进社会对劳动技能的推崇，提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品质，也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消费品品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。对于这样的奢侈品回收征收消费税，既不利于劳动者的就业，也不利于制造业技能的提高。
第五，基于高学技术的奢侈品回收。这种奢侈品回收也是完全无害的。当高科技应用于新的消费品时，较初当然是昂贵的、高档的，因而是奢侈的，较典型的例子是移动通讯工具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手机。20年前移动通讯工具被叫作大哥大，砖头一样厚重，一部动辄数万元，富人会拿它炫耀，是典型的奢侈品回收。但是，因为富人们的消费和追捧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扩张。今天手机已经完全成为生活必需品。如果当初对大哥大课以沉重的奢侈消费税，以此抑制富人们令人侧目的炫耀消费，还能有今天移动通讯的迅速普及吗？所以，对于技术密集型的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，必然抑制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。
　　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，不少所谓奢侈品回收或者奢侈消费行为，对社会不但无害反而有益。对这类产品或行为不应该征收奢侈消费税，至少不该征收高额消费税。由于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，人们看到富人炫耀性的奢侈消费时心理不平衡，试图通过重税予以打击和折辱，进而实现劫富济贫。但人们或许没有看到，当富人一掷千金消费那些劳动密集型、技能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奢侈品回收时，富人的财富已经通过这种消费行为而分散，这些产品的设计者、生产者、营销者、服务者无不从中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报酬。富人的豪奢消费赢得了面子，但背后提供这些奢侈品回收的许多人都得到了相应报酬，也赢得了“里子”，这是典型的双赢。反过来，如果富人不消费，那么穷人的日子就会更加不好过。通过重税抑制富人消费而实现财政分配，基本上只是美丽的童话和想象。对奢侈品回收和奢侈消费课征消费税必须认真考量实际的经济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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